相关文章中国古代的先民，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独特的见解。在《道德经》中，老子认为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这就是说，人、地、天在相互制约中发展，这是一种自然性的客观规律，作为人不能违背它，而只能与“天”和谐相处，这就是“天人合一”。这是一套比较先进的科学生态理论，它指导着先民对生态的认识，制约着先民们处理与自然界关系的行为。
“天人合一”也是中国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，对于自然界万事万物，儒家主张人们施之以仁德，才能与之相合一。“凡所行事，皆范模于天地阴阳之端，至如树木以时伐，禽兽以时杀，春夏则生育之，秋冬则肃杀之，使物遂其性，民安其所，是范围天地之道而无过越也”(宋李衡《周易义海撮要》卷七)。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天地万物生灭的平衡法则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生态平衡论。唐朝诗人陆龟蒙在《南泾渔父》中说，他在南泾遇到的一位渔父告诉他一个道理：“孜孜告吾属，天物不可暴。大小参去留，候其孳养报。终朝获鱼利，鱼亦未尝耗。同覆天地中，违仁辜覆焘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619)。中国古代先民早有自然界物产消耗殆尽的危机意识及其对策。如唐人舒元舆在《坊州按狱》中说：“山秃愈高采，水穷益深捞。龟鱼既绝迹，鹿兔无遗毛”(《全唐诗》卷489)，表示出对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忧虑。针对林木的砍伐，居延汉简中就发现有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下达的“吏民毋得伐树木”的诏令;唐朝廷规定“凡五岳及名山，能蕴灵产异、兴云致雨、有利于人者，皆禁其樵采”(《唐六典》卷7虞部);唐代宗朝曾下令“宜劝课种桑枣，仍每丁每年种桑三十树”(《全唐文》卷410《劝天下种桑枣制》)，这种带强制性的全民植树造林活动，一直延续到后代。
中国古代这一整套“天人合一”的学说和“天地之道”的理论，构成了古代先民生态观的基础，并被古代先民奉为一种神圣的精神，贯穿于自已安身立命的生活理念之中，形成了对自然界生灵的一种“遂性”观念，即让生灵万物各按其本性自由自在地去生存、发展。历代帝王按传统每年都要进行狩猎，但都只要求“网维一面，禽止三驱”，对大自然的这种有限索取，给生灵遂性发展留下了较大的空间。五代后唐长兴二年(931)，宰臣冯道见唐明宗放鹰、鹯后上奏颂德说：“自陛下临御，于今六载，家给人足，而又放鹰、鹯之类，咸令遂性，所谓仁及鸟兽也，苟非圣德，其孰能臻此。”(《册府元龟》卷37，第418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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