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让草木鸟兽能遂性地发展，就必须对山林川泽有所管理，对破坏遂性发展的行为有所禁止，于是就产生了一些保护生态的律令。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，据《逸周书·大聚解》载：“禹之禁，春三月，山林不登斧，以成草木之长;夏三月，川泽不入网罟，以成鱼鳖之长。”这是对保护草木鱼鳖生长的措施。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的《秦简·田律》中也有相关规定：“春二月，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;不夏月，毋敢夜草为灰;取生荔;麛卵j;毋毒鱼鳖;置穽网，到七月而纵之。”(王辉《秦出土文献编年》第139页)这是对大自然草木鸟兽等生物采取的半年保护、半年开放的政策，与夏禹已来的生态政策保持着一贯性。这都充分表明，早在三四千年前，对有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，已有明确的刑律惩处规定。

　　一方面推崇生灵遂性发展，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作有限制的索取，这是中国古代较完整的一种生态平衡意识观，并被历朝历代贯彻于法令之中。例如唐朝便规定“凡采捕畋猎必以其时，冬春之交，水虫孕育，捕鱼之器，不施川泽;春夏之交，陆禽孕育，馁兽之药不入原野;夏苗之盛，不得蹂籍;秋实之登，不得焚燎。”对于这套传统的保护生态的四时之禁，到了后来更为丰富具体。如到了明代，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的记载：“虞衡典山泽采捕、陶冶之事。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，可以供祭祀、宾客膳羞之需，礼器军实之用，岁下诸司采捕：水课禽十八，兽十二;陆课兽十八，禽十二，皆以其时。冬春之交，网罟不施川泽;春夏之交，毒药不施原野;苗盛禁蹂躏，谷登禁焚燎，……”这表明，直到明清时期，仍在继承着夏周以来的保护生态的律令和政策。由此看到，中国古代几千年来，一直有着保护生态、平衡生态发展的优良传统。

　　二十世纪以后，工业化大生产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新挑战：水源、空气受到污染，森林、植被、耕地遭到破坏，许多物种绝灭，全球变暖等等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郑重提出：“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应该是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有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。”保护生态、保护环境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的迫切任务。在此形势下，回顾中国历史上的环保意识和生态保护的经验与教训，不无借鉴意义。